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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是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近期，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已全面启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均公布了候选人名单。
武汉，无疑是最关注这一结果的城市之一。
原因有二：一是有二十多位武汉科学家进入候选名单；二是武汉去年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启动“院士经济”工程，增选结果与工程推进情况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提出院士经济工程后，西安、无锡、长春、洛阳、绍兴等地纷纷提出类似目标，院士经济已成为一股潮流。
何谓院士经济？院士经济给武汉带来了什么？存在哪些挑战？
人福医药与院士的十年合作之路
院士指某些国家给予个人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在中国，院士通常指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又称“两院院士”。
“我们理解的院士经济，指推动院士及其团队科技成果在汉转化，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武汉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峰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能消化、承接院士成果的企业往往颇具规模，总部位于武汉光谷生物城的人福医药（600079）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十年前，人福医药接触到中科院院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吴祖泽。双方接触之后，人福医药对吴祖泽团队印象颇佳。
大部分院士之所以能成为“技术大拿”，恰恰是因为他们只专注于技术，对应用端的关注相对不足，也未必热衷于产业化。
但吴祖泽是国内最早强调“将实验室成果变成可工业化生产的产品”的院士之一，拥有不少全球首创技术。其理念及实践，与人福医药都有很高的契合度。
吴祖泽团队对人福医药也颇为认可。
院士团队的强项，往往在创新药物开发初期的机制研究，但后续产业化研究动辄十多年，极度考验合作企业的经济实力、科研实力、投入决心。
巧的是，人福医药从创立之初便以新药研发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且一直身体力行。双方多次碰撞后，吴祖泽最终决定将多项技术引入人福医药。
人福医药研究院院长沈洁向支点财经记者介绍，双方合作的龙头产品之一是“重组质粒-肝细胞生长因子注射液”，主要用于严重下肢动脉缺血性疾病。
2010年，人福医药研究院生物医药所所长任科云与同事前往北京，与吴祖泽团队呆了一年多，将该产品所涉及的技术“吃透”，并逐步转移到武汉总部。
“后续开发时，每当我们遇到技术难题，吴院士团队都会提供支持，或是给出指导意见，或是介绍业内专家开展讨论。”任科云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转眼十年过去，该产品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并与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一起名列“2017年度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
这一过程中，不但人福医药与院士团队形成了相应的利益共赢机制，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与人福医药也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1年7月6日，人福医药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建的“军科光谷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在光谷生物城揭牌，吴祖泽也被聘为人福医药首席科学家。
迄今为止，该中心主要进行国际首创的创新药物研发项目，涉及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等多发病和常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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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院士经济在国内“引爆”的城市，正是人福医药总部所在地武汉。要谈清楚这一过程，得从武汉近年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举措谈起。
2017年，武汉开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工程”，旨在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瓶颈制约和突出问题。
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城市竞争。院士经济，成为武汉科技成果转化中打造的“重点品牌”。
2018年3月，武汉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工作会提出全面启动“院士经济发展工程”，着力打造“院士之城”。
实际上，在此之前，武汉市相关政府部门及大量企业一直践行着院士经济的内涵，该工程意义更多在于将目标进一步明晰、品牌进一步擦亮。
从实力着眼，武汉在中西部城市“院士争夺战”中颇有优势。
从院士数量看，武汉“两院院士”位居中西部前列，这批科技工作者主持或参与了杂交水稻、三峡工程、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与院士合作，要有批综合实力较强，能消化高端技术的企业。武汉在中部不仅经济体量占优，上市公司数量居于首位。
多年以来，院士经济主要牵头部门武汉市科技局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以项目对接为例，以前武汉市科技局往往先找专家收集技术、再找企业对接需求，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很多实验室的成果并不契合市场需求。
“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运作模式转变为先收集企业需求、再去找相关专家对接，服务效率大为提升。”赵峰说。
在院士经济推进过程中，这一经验也得到了应用。
去年11月23日，首届武汉市科技创新大会在武汉会议中心举行，40位院士在汉聚首，项目签约总金额达93.21亿元。
今年4月27日，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周济等15位院士被武汉市政府聘为武汉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咨询委员会成员。
据了解，该咨询委员会旨在进一步挖掘院士智力资源，助力武汉打造万亿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成员选取则主要考虑的是地方发展规划及院士专长。
2019年，武汉院士经济发展目标是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20个，力争落地院士合作项目5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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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地方政府层面，院士经济的实现方式十分多样。
为推进湖北与中科院的深入合作，2010年6月，湖北省与中科院共建的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下简称“湖北育成中心”）在汉成立。
在此之前，中科院武汉分院规模颇大，但研究领域与武汉乃至湖北主导产业契合度有限，双方合作一直不够紧密。之所以建设湖北育成中心，就是引进和动员中科院遍布全国的科研力量，去服务湖北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不能与院士划等号，但客观而言，湖北育成中心推动的大量项目中都有院士及其团队的身影。
2016年11月，总部位于武汉的长飞光纤（601869）向湖北育成中心提出了一款“量子通信光纤”的研发需求。
在中心协调下，长飞光纤最后与一位院士团队达成合作。据了解，该项目2017年正式合作，目前项目还在进一步执行中，最终效益将极为可观。
截至去年年底，湖北育成中心在光电子、装备制造、大健康等领域推动了大量合作，累计为相关企业增加销售收入187.3亿元。这些项目大都落在武汉。
湖北育成中心相关负责人向支点财经记者表示，中心支出总量与相关企业新增销售收入的比重约为1：130，“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站在企业层面，与院士也有多种合作模式。
一是前文提及的人福医药模式，即院士团队与企业就某些项目展开合作，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是当前最主流的模式。
二是院士专家工作站模式，即企业、事业单位、产业园区、行业协会与院士团队合作建立的服务平台。从国内建站主体来看，企业方占比最大。
5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与湖北未来家园高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院士工作站合作协议，推动农业信息化研究。
“传统农业很难将栽培过程以数据完整记录，我们与赵院士的合作是想将一切监控数据保存，便于追根溯源。”未来家园董事长尹维坊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目前，院士专家工作站模式多用于成长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之中，上市公司更多会采用类似人福医药的模式。
除了以上两种模式外，也有少数院士亲自披挂上阵创办企业。譬如，武汉科创板申报企业科前生物董事长陈焕春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科前生物主攻猪用疫苗，公司效益颇为可观。2016-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由3.9亿元增至7.35亿元，归母净利润从1.86亿元增至3.88亿元。
院士经济还面临着不少考验。
在院士群体中，院士经济这一提法并不是“吃香”。有些院士觉得这一概念把院士、经济挂钩，显得有点功利，是“不尊重院士”的表现。
对此，一位采访对象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一是通过与院士的反复沟通来消除偏见，二是在宣传方面淡化这一概念，三是换个双方都满意的字眼。
另外，政府层面往往更加看重合作项目含金量，并以项目评审结果确定支持力度。但在企业层面，或多或少存在重品牌、轻项目的情况。
譬如，部分企业与院士合作只为扩大企业知名度，在推进具体项目方面却充满惰性。有些院士基于个人利益考虑，会迎合这部分企业的需求。
以院士工作站为例，一些院士与大量企业合作，在全国建立数十个院士工作站。实际上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根本无法全面顾及。
为此，今年国家也推出了相关规定：未退休院士受聘的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
“每个院士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基础研究型、应用型之分。企业与院士合作建站一定要基于企业项目需求，一定要真正企业发展难题。”尹维坊说。
院士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之间的产业基础之争、城市格局之争、环境营造之争。相较沿海城市，武汉也有短板需要补足。
举个例子，院士、企业家的思维、语境各不相同，需要有湖北育成中心这样的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当好“二传手”，这也是构建院士经济生态的重要元素。
然而，一位业内人士向支点财经记者表示，武汉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整体上还停留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阶段。
“发达国家有大量专业机构做这类工作，通过可行性评估、专利申报服务、技术改造、寻找受让方等方式，使技术得到增值和应用。”该业内人士说。
该模式在国内已有先例，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曾做过一个成果转化案例，转让方心理价位几百万，最终通过盛知华运作，卖了数千万。
反观武汉，一些中介机构存在投入不足、人手不足、观念不先进等问题，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此类机构未来可以在融资服务、技术改造方面做文章。
还有一个采访对象普遍提及的重要问题，就是强调院士经济同时，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普通科研人员身上。
全国院士资源有限，且涉及项目都比较前沿，需要投入的资金少则千万、多则数十亿。简而言之，发展院士经济，只能满足小部分“实力企业”的需求。
“院士经济很‘酷’、很吸引眼球，但普通科研人员永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坚力量。尤其在政策层面不应有所偏颇，要统筹兼顾。”该业内人士说。
记者丨蒋李 张帆 实习生丨刘晓琴
编辑丨吴玲
出品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支点杂志
